如上所说，法律是对道德和权利的保护，更专门地说，法律是对道德和权利中恶的对立的解决，是对造成恶的对立的一方的惩罚或处理。
在当时，30多个州仍然禁止在妊娠期的任何阶段堕胎，除非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无法获得流产服务的女性在教育、身体和心理健康等领域的状况也会更差。
总之，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瑞典当局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实现了妥当的平衡，未侵犯申请人的信仰自由。但在一系列判决中，法院已经承认在宪法中确实存在个人隐私权，或存在对某些领域的隐私保护。意大利2009年的法律允许药物流产，但在怀孕第7周之后不得允许。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在终止妊娠方面享有的权利比今天大多数州都要广泛得多。这种文化战争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升级为真正的战争？这听上去似乎是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
因此，从一个过去的旧社会的角度去锁定当时所通过的第十四宪法修正案中自由的涵义，等于把今天的女性地位贬低为当时的二等公民。[43]而亦有部分人权法专家认为，禁止堕胎可能构成人权公约中的残酷、不人道或侮慢性待遇。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发布了阿利托大法官代表多数派法官所撰写的多布斯案判决，判决的主要理由如下：根据罗伊案判决所确定的规则，妊娠期内每过3个月就适用不同的规范，而最重要的分界线大约在第二个3个月的末尾（约25周左右），这个时间被认为是胎儿具备生存能力——亦即可以在子宫外存活的时间。
判决最显著的变化是不再坚持罗伊案的三阶段说，而允许各州在胎儿具有存活能力之前对堕胎进行干预，条件是不附加实质性障碍（substantial obstacle）或不当负担（undue burden）。他在推特上写道：女性堕胎必须受到保护。而最高法院在漫长的法律发展进程中又承认了一些新的不成文权利：隐私权、堕胎权、同性恋婚姻等。堕胎权争议具有复杂的伦理、法律、政治、宗教、文化等多个维度的敏感性。
但亦有赞成者认为，该裁决保护未出生的婴儿不因健康缺陷而遭受歧视，因为以胎儿患有唐氏综合症为理由将其杀害是一件残忍的事。法国1988年就已经让口服堕胎药（非手术堕胎方法）合法化，英国在1991年批准口服堕胎药。
佩洛西声称：今天，共和党控制的最高法院已经实现了他们黑暗、极端的目标，剥夺了女性自己做出生殖健康决定的权利。最高法院虽然承认各州有保护潜在生命的正当利益（legitimate interest），然而认为该利益无法证明限制在胎儿具备生存能力前堕胎就是正当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遵循先例不应该成为桎梏。但这个精心设计的方案并不具有严谨的科学性，生存能力说标准也缺乏严肃的根据，法院并未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
加拿大作为美国的邻居，通常不喜欢插手美国的事情。[16]在晚近以来，隐私权还发展出信息隐私（informational privacy）的权利内涵，其目的旨在限制政府披露其相关信息。堕胎的医学原因和非医学原因区分的相关性等。根据社会学统计结果，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说，生育年龄通常早于收入稳定的年龄。
EBay表示扩大了员工福利，员工和受益人可以报销在美国旅行的费用，以便在当地无法获得堕胎治疗的情况下接受治疗。关键词: 堕胎权 罗伊案 多布斯案 生育权 生命权 2022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多布斯诉杰克逊女性健康组织案判决，一举推翻了沿袭半个世纪之久的的罗伊诉韦德案判决，举世瞩目。
案件一直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4]刘晗：《从罗伊案到推翻罗伊案：全球视野中的堕胎权争议（1973－2022）》，载《妇女研究论丛》2022年第4期，第14页。
由于深受天主教的影响，波兰只允许在遭受强奸、乱伦或危及母亲生命的情形下，才可以选择堕胎。[13]三、对多布斯案判决的批判式解读如前所述，阿利托大法官在所撰写的判决多数意见指出，美国宪法并未明确提到堕胎，宪法任何条款都没有默示地（implicitly）承认这一权利。堕胎不是人权问题，而是一国主权范围内自主决定的事项。但是，此前公众反对推翻罗伊案的声音一直很强大，而保守派大法官们却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欧洲人权法院还指出，就生命起源的定义欧洲并无科学和法律上的共识。但民主党的领袖们则纷纷对此严加挞伐。
她认为，这项最新的裁决是对女性的侮辱，是对女性的一记耳光。先例应该得到尊重，但有时最高法院也会犯错。
《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指出，保守派大法官认为，法律必须根据其制定时的文本涵义去解释。[36]ECtHR, Tyrer v.the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5856/72), Judgment of 25 April 1978.[37]A., B.and C.v. Ireland (ECtHR, Appl. No.25579/05, Judgment of 16 Dec., 2010, 20103).[38]Julia Kapelańska-Pr?gowska, The Scale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bortion Restriction in Poland, the European Consensus and the States Margin of Appreciation,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Journal, 2021, vol.23, No.2, p.216.[39]ECtHR, Vo v France, App No 53924/00, judgement of 8th July 2004, para 80.[40]EChHR, Brüggemann and Scheuten v. Germany, App. No .6959/75, 3 Eur. H.R. Rep.244(1977), para 61.[41]ECtHR, Vo v France, App No 53924/00, judgement of 8th July 2004, para 80.[42]ECtHR, X v. The United Kingdom, App. No.7215/75, judgement of 15 Dec 1977, para 19.[43]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36, Article 6: right to life, 3 September 2019, CCPR/C/GC/36, para.8.[44]Human Rights Council,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UN Doc. A/HRC/31/57(2016), para.42;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General Comment No.22, UN Doc. CAT/C/GC/2(2008), para.22; Siobhá n Whelan v. Ireland (Human Rights Committee, Views of March 17, 2017, Case No.2425/2014), para.7.7. See also K. L.v. Peru (Human Rights Committee, Views of October 24, 2005, Case No.1153/2003), para.6.3.[45]Bertha Alvarez Mannine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Fetal Personhood, Cambridge Quarterly of Healthcare Ethics, 2023, vol.1, pp.3-4.[46]ECEU, Oliver Brüstle v. Greenpeace e.V., judgement of 18 October 2011, C-34/10.[47]Julia Kapelańska-Pr?gowska, The Scales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bortion Restriction in Poland, the European Consensus and the States Margin of Appreciation,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Journal, 2021, vol.23, No.2, pp.217-219.[48]我国亦有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使用非医学需要这一措辞。
这一表态被认为给未来推倒这些新型权利打开了大门。但非医学原因的堕胎则争议较大，尤其是因为经济条件、职业发展或生育规划方面的堕胎决定，常常引发各方不同的评价。
而自由和民主派大法官则倾向于认为，法律起草者对权利的界定适用的是比较宽泛的一般性措辞。尽管人口政策几经调整，近年来更是实行三胎政策，但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2条仍然规定：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反之，多布斯案的多数派意见则采取了明显不同的原旨主义（originalism）方法论。罗伊案并没有结束在堕胎问题上的分歧。
可见，保守派大法官们很清楚判决所可能引发的复杂后果和汹涌民意，以及对美国的长远影响。德国之声（DW）的评论指出，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了美利坚分裂国（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
最高法院没有能力结束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这并不令人意外。然而，罗伊案判决在这方面却十分随意。
而欧洲议会随后很快也专门针对波兰宪法法院的裁决作出了决议，决议强调：必须指出这一裁决将女性的健康和生命置于风险之中，限制或剥夺堕胎权决不能消灭堕胎，而只能将其推入地下状态，导致非法、不安全、秘密和威胁生命的堕胎增加。因此，堕胎在我国不仅是女性的一项权利，作为女性决定自己身体和生育计划的一项自主权已深入人心，在可能发生计划外生育的情形下堕胎甚至是一项法律上的义务。
前副总统彭斯呼吁反对堕胎者致力于让堕胎在所有州都被禁止。有关研究表明，在意外怀孕情况下，因为母亲无法堕胎而出生的婴儿更可能生活于联邦政府所规定的贫困线以下。这两项判决都没有结束关于堕胎的宪法权问题的辩论。据此，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了著名的堕胎三阶段论：（1）在怀孕大约第1个3个月结束之前的阶段，堕胎的决定和实施由孕妇的主治医生作出医学判断。
[5]但在欧洲人权法院的近期判例中，法院驳回了部分医务人员的此类抗辩。如同有论者所指出的：人们可以这样说，它只是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更大问题的一个碎片而已，即宗教基本教义人士逐渐普遍采取的、以人权话语来包装的战略，在司法机构面前将植根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需求打扮为合法的诉求，其目的在于利用那些本来是用以保护多元主义的手段来对抗多元主义。
恰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整体而言，多布斯多数意见希望用普通法传统和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严格限制堕胎的历史，来论证推翻罗伊案的正当性，频频引用普通法的权威，仿佛是在用布莱克斯通来批判布莱克门。2028年共和党籍总统连任后，其司法部长将正式实施这一法律。
在某种程度上，州在保护健康、医疗标准和产前生活方面的利益占据主导地位。还值得注意的是，鉴于美国所出现的法律倒退，尽管法国1975年法律已经规定了堕胎权，2022年11月24日，国民议会仍然通过了一项宪法修订条款，建议新增宪法第66-2条：法律保障自愿终止妊娠权利的有效性及其平等可得性，使其成为受到宪法明文保护的权利。
